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

它被称为&ldo;十里洋场&rdo;（最早则被称为&ldo;十里夷场&rdo;）、&ldo;冒险家的乐园&rdo;，此外还有&ldo;东方魔都&rdo;、&ldo;千面女郎&rdo;、&ldo;洋场荡妇&rdo;、&ldo;鬼蜮世界&rdo;等必雅号&rdo;。

以后又被称为&ldo;资产阶级的大染缸&rdo;，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

比起北京之被称为&ldo;帝都&rdo;、&ldo;京师&rdo;、&ldo;伟大的首都&rdo;、&ldo;红太阳升起的地方&rdo;，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

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

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

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ldo;花花世界&rdo;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

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

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ldo;小地方&rdo;自愧不如的大城市。

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

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

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

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

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

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

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ldo;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

&rdo;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

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

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ldo;光焰夺目之新世界&rdo;；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ldo;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rdo;。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

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

包括国内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

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ldo;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rdo;资质和条件的城市。

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ji女为能事（《致新cháo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ldo;买办流氓与ji女的文化&rdo;（《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ldo;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rdo;（《猫》）。

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ldo;海派&rdo;，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

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

余秋雨说：&ldo;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