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耻，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上海这个&ldo;城市部落&rdo;，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

（图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夺

目，另方面满目疮痍。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

这些小市民的&ldo;小&rdo;，和大上海的&ldo;十，实在不成比例。

他们是那样地&ldo;小气&rdo;（或曰&ldo;小家子气&rdo;），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

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上海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就是&ldo;小气&rdo;的表现。

中国人都是爱面子的，爱面子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

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便很自傲，也做得大气、含蓄。

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

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进优越的上海文明，难道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

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

作为身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体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体会被强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ldo;城市化&rdo;和&ldo;现代化&rdo;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上海人的这种尴尬，几乎随处可见。

比方说，当上海人把&ldo;外地人&rdo;统统看作&ldo;乡下人&rdo;时，他们是不敢把北京人也归进去的。

北京怎么好算&ldo;乡下&rdo;当然是城市。

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差异，相去又岂能以道里计！

自30年代&ldo;京海之争&rdo;起，讨论北京、上海城市文化差异的文章著作（包括本书在内）即便不是汗牛充栋，至少也积案盈尺。

我们无妨随便从中拈出几种说法，便不难看出&ldo;京海之别&rdo;究竟有多大。

比如，北京是城，上海是滩；北京是都，上海是市；北京是官场，上海是商场；北京是传统，上海是现代；北京是智慧，上海是聪明；北京是唯美，上海是管用；北京是文学，上海是数学；北京是哲学，上海是科学；北京是神圣的，上海是世俗的；北京是感性的，上海是理性的；北京是大气的，上海是雅致的；北京是古典的，上海是摩登的；北京是翰林院，上海是跑马场；北京是田园诗，上海是广告牌；北京是超凡脱俗深奥难懂的，上海是贴近现实一目了然的；北京是深秋的太阳，美丽而迟暮，上海是初夏的雨，既闷热恼人又清新可人；等等，等等。

北京迥异于上海，已是不争的事实。

相异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正如上海人不大看得起&ldo;外地人&rdo;和&ldo;乡下人&rdo;，北京人也不怎么把上海人放在眼里。

不论是文坛上的京海之争，还是生活中的私下议论，北京人&ldo;声讨一起上海人来，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咄咄逼人。

北京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那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男主角被起名&ldo;沪生&rdo;，显然并非&ldo;无意&rdo;和&ldo;碰巧&rdo;，多少是有点暗示意味的。

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甚至满足了其他外地人的集体认同。

外地人&ldo;幸灾乐祸&rdo;地看着北京人奚落上海人，北京人则&ldo;义无返顾&rdo;地代表所有外地人宣泄着对上海人的不满。

尽管上海人在嘲笑和看不起外地人时，是小心翼翼地将北京人&ldo;计划单列&rdo;的，然而北京人却不领情，非要替所有外地人出气不可。

事实上北京是中国几乎所有古老城市的总代表。

这些城市当然并非北京的翻版或缩影，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个性。

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和北京一样，都和农业文明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没有或少有上海那一套可以称之为&ldo;现代城市文明&rdo;的东西。

所以，如果北京是城市，那么其他城市也不能算是乡下；如果其他城市都是乡下，那么北京最多也只能算是&ldo;乡长&rdo;。

&ldo;乡长&rdo;当然不能眼巴巴地看着&ldo;乡民&rdo;受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