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

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ldo;侃协&rdo;，自然都是&ldo;侃大山&rdo;的好去处。

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ldo;实话实说&rdo;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ldo;三件头&rdo;或&ldo;鲜开水&rdo;，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

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ldo;可侃&rdo;之人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

比如&ldo;的士&rdo;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

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

&ldo;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rdo;，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ldo;山&rdo;可&ldo;砍&rdo;，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

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

他们的&ldo;侃协&rdo;，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

为什么因为成都人不是&ldo;政治家&rdo;，而是&ldo;小市民&rdo;，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ldo;一身系天下安危&rdo;，可以&ldo;一言兴邦&rdo;。

他们要说爱说的，是&ldo;闲话&rdo;而不是&ldo;大话&rdo;。

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ldo;嘴巴瘾&rdo;就算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ldo;上不了台面&rdo;。

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

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ldo;不对&rdo;（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ldo;椒盐&rdo;（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

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

《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ldo;的士&rdo;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

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

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

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

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

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

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ldo;人情味&rdo;？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ldo;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rdo;。

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ldo;半个政治家&rdo;。

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ldo;做思想政治工作&rdo;或&ldo;发表政见&rdo;的机会。

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

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

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

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