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们的意见似乎也很分歧：有说&ldo;忏悔绝对必要&rdo;（徐友渔）的，也有说&ldo;忏悔是个人自由&rdo;（于坚）的。

如果看报只看标题，我们会很便当地把他们分别归人两派：徐友渔是赞成余杰的。

因为忏悔既然绝对必要，余秋雨当然应该忏悔。

于坚则是维护余秋雨的（事实上于坚文章的副标题也是&ldo;为余秋雨，辩&rdo;）。

因为忏悔既然是个人的自由，则余秋雨是否忏悔，又关你余杰什么事？苟如此，则他们的意见，也没太大的意思。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徐友渔也好，于坚也好，都没有就事论事。

如果仅仅纠缠于余秋雨在&ldo;文革&rdo;中干了哪些事，或干没干某些事，并由此得出他该不该忏悔的结论，是很没有意思的。

余秋雨在&ldo;文革&rdo;中是有错误，但既非罪魁祸首，亦非罪大恶极。

别人都不忏悔，凭什么要他个人忏悔？何况谁在&ldo;文革&rdo;中就没有错误？在那个&ldo;全民皆兵&rdo;也&ldo;糙木皆兵&rdo;的年代，有几个人能不&ldo;披挂上阵&rdo;，谁又胆敢&ldo;抚叛徒的尸身而哭&rdo;，和&ldo;伟大领袖&rdo;或&ldo;革命群众&rdo;唱对台戏？不要说没那个胆子，只怕也没那个见识，没那个念头！

因此，如果余秋雨该忏悔，那么差不多全民都该忏悔。

全民的忏悔，合理不合理先不说，操作起来就有问题。

徐友渔也说：&ldo;说到底，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是强求不来的。

&rdo;硬要强求，恐怕就只好动用暴力。

就像在&ldo;文革&rdo;中那样，把一个又一个&ldo;罪该万死&rdo;（即&ldo;理应忏悔&rdo;）且&ldo;死不改悔&rdo;（即&ldo;拒绝忏悔&rdo;）的人揪出来，再押上台去。

故于坚说：&ldo;集体的忏悔，如果要操作，只有专政。

&rdo;这岂不又重新回到&ldo;文革&rdo;了？对&ldo;文革&rdo;的忏悔却必须以回到&ldo;文革&rdo;为前提或结果，岂非悖谬？

同样，如果余秋雨可以不忏悔，当然大家也都可以不忏悔。

大家都不忏悔，都&ldo;记吃不记打&rdo;，我们这个民族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真正觉醒和成熟起来，从根本上保证&ldo;文革&rdo;或&ldo;文革&rdo;似的动乱、荒唐不会&ldo;过七八年又来一次&rdo;？&ldo;一个没有忏悔、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时间性、没有历史的民族&rdo;

（邓晓芒《灵之舞》），也是一个没有长进、弄不好就会重蹈覆辙的民族。

我们并不想成为这样一个民族；因此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就连余杰要求（或希望）余秋雨带个头，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只不过他找错了人：那么，到底谁对？

都对，也都没有说透。

不是徐友渔和于坚说不透，也不是他们不想说透，而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忏悔这个具体问题的层面上，是说不透的。

逻辑和辩证法告诉我们，当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却又相互对立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到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那里去找答案。

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做人。

忏悔其实是一个做人的问题。

忏悔的前提是承认有罪，但这里说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ldo;罪&rdo;。

如果是法律意义上的&ldo;罪&rdo;，只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可，无劳忏悔，忏悔也没有用。

忏悔所面对的，恰恰是法律无法受理和过问的&ldo;罪&rdo;和&ldo;罪责&rdo;，包括法律原本就管不了（比如道德问题）和无从追究的（比如时效已过或证据不足）正因为法律管不了，不能惩罚，这才要诉诸忏悔。

法律不到之处，便是道德的范围。

因此&ldo;一般忏悔只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同道德相关&rdo;（墨哲兰《忏悔，我是否准备好了》）。

而我们之所以需要道德，则是为了做人。

如果不打算做人，则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志。

所以，当一个人不道德时，我们就不但会说他&ldo;缺德&rdo;，甚至会说他&ldo;真不是人&rdo;。

事实上我们需要忏悔，也是为了做人。

忏悔是个人的事情（这是大家的共识），而且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事情。

有没有公开的形式，倒在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