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就是：&ldo;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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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或者不仅仅是这样。

坐落在黄河中游中原腹心地带的洛阳早就有王城之谓，西周时的首都是镐京（长安），东都就是洛阳，到东周时洛阳更成为王朝都城。

就像强行大规模移民其实并不是杨广的独创一样，实行两京制，也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东汉是长安、洛阳两京制，李唐王朝除了京师长安，在东都洛阳也有一套&ldo;东京宫&rdo;，大名鼎鼎的武则天不就是在洛阳坐朝、君临天下的吗？明朝后来也是北京、南京两京制，满清则是北京、盛京两京制，那为什么杨广营建东都就成了昏暴之举呢？好就好到如贤如圣，坏就坏到全身流脓，或者全好，或者全坏，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现在，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依然还有影响和市场，实在不能不说是祖宗留给我们的&ldo;负遗产&rdo;之一。

尽管本意也许真的只是要将杨广之&ldo;炀&rdo;强调到无以复加，以使后人有所警戒，但司马光毕竟不能也无法一手遮天。

杨广营建东都的诏令《隋书》全文有录，所以杨广营建东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依然能在后世许多学者那里得到印证和阐释，也使得我们明白，即位之初的新皇亮相的第一个大动作里，究竟有着怎样不乏深远的含义。

营建东都，首先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由于京师在长安，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大多集中在京畿关中一带，遇有内乱，&ldo;关河悬远，兵不赴急&rdo;，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迅速作出反应。

刚刚平定的杨谅之叛对刚刚即位的新皇的刺激实在是太深了，直到三年后的大业三年（607）杨广北巡河北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ldo;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

&rdo;地大物博的山东之地实在是关乎整个帝国的安危，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主观上想的也是王朝永固，但实际效果却是&ldo;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rdo;，奈何？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心要当个好皇上的杨广才在营建东都的诏令中这样说道：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

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

《易》不云乎：&ldo;通其变，使民不倦。

&rdo;&ldo;变则通，通则久。

&rdo;&ldo;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rdo;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

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

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大业天子在这里引经据典，表露的也是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总不能因为他最后功败垂成死于非命，我们就闭起眼睛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吧？因为是出于公心，向往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他又进一步具体阐释了自己要重建饱经战火摧残的洛阳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

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