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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剧李晓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突然，有一天团里通知我：下午到锦江小礼堂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已是八月里，气候相当炎热，我一走进小礼堂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参加她召开的座谈会。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开口就是惊人之语：“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一个国际主义的题材。这就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我一听，震惊不小，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这时又听到江青说：“在剧场里，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说罢，她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她说，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国许多地方，任务就是看戏，挑选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改编成京剧。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写解放军的也已选定《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淮剧《海港的早晨》。

她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确定改编这个戏，她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其实，所谓调查，只是看了戏后，她到码头上去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第三，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后，她才拍板而已。

从此，淮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

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挂帅，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负责，组成领导班子，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郭炎生，何慢、杨村彬，导演杨村彬。

“上峰”如此看重，编剧们焉能不卖力？才两个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便问世，着手排演，由重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一九六五年三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请江青审看。江青看罢，竟大为不满，说道：“你们怎么搞的，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去写英雄人物？这出戏改坏了，必须重编！”

江青一句话，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第二天，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指定由他挂帅，另组班子，重起炉灶。于是，换了编剧，调来淮剧原编剧李晓明，导演亦换人。江青认为“童芷苓动作太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从宁夏京剧团调来李丽芳演女主角。

不过，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怎么改，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张春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请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审看，剧名改为《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又是摇头。江青说，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无奈，“京剧书记”遵命，又得僻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如此这般，经过江青“指点”，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洪》、《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洪》。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①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①后来，从一九六七年起，又增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京剧《杜鹃山》，但人们已习惯于称“八个样板戏”。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作出了“成绩”，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第十三章　“文革”序幕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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