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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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