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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1页）

表。

①参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抗税抗租　26　起　（第　3　辑，第　1021—1023

页），与盐税有关或盐工造成的风潮　24　起（同上，第1023—1025　页），与水和水利工程有关的纠纷　21

起（同上，1026—1028　页），与土地有关的纠纷　6　起（同上，第　1026　页）以及抢劫　27　起（同上，第1031—

1032　页）。又参看全在　1934　年发生的与盐有关的风潮　43　起（《中华日报》，1935　年　4　月　4　日），以及

同年发生的分属其他六类的事件一百余起（《中华日报》，1935　年　2　月　27　日；3　月　6、13、20、27　日；4

月　18　和　25　日）。这些表的另一缺点是，尽管它们所含信息稀少，却有时提醒人们是否应当怀疑甚至拒

绝某一特定事件或风潮的分类。

②例如，1932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10　日江苏无锡县抢劫　25　起；两周内（1934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8　日）

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　40　余起。分别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3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B　1070，附件　5；又仅在　1932　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　70　起（《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第　2　卷，第　413　页）；牵涉佃农的事件　197　起，大多是　1923—1932　年间在江苏和浙江发生的，也就是说

在跨南京　10　年和以前　10　年时期，见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　30　卷

第　10　期（1933　年　5月　16　日），第　26—38　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为资料只提到抢

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　1932　年　5　月和　6　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产区）“很多”乃至“几乎每日发生”，

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30　页）。上面提到的王店的　40　起抢劫和

件，却可能与同一事情有关。１９３６　年上半年，在苏州专区（江苏）记载下来

的　２０　个抗税案例中，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每一案例都应单独对待？

①再者，在哪一点上（持续时间、涉及人数、暴力程度），农民的愤怒表示能

被视作一起风潮？而且，一起风潮在什么时候就成了一场起义？换言之，我

们必须认识到所记载事件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

由于这些原因，在任何事件中，任何统计评价的可信性都可能为资料所

提供信息的无法比较的性质所损害，而一种统计评价若把不能进行比较的事

情（种类、持续时间或重要性迥异的骚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恰恰足以证

明这种统计评价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关于方法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所了解的农村骚动的样本，对那类持续

时间较长的骚动的频率并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间分布。例如，

我们是否应当把从　２０　年代到　３０　年代记载下来的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

土地税的增加，同时农作物的价格下跌（从而纳税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

者我们是否更应当把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目击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知

识分子）对农民处境更加关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当许

多目击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时，我们所知道的占压倒多数的事件也发生

在江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②内地，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报道；

而在这些省份，专区和县远离省会，情况更是如此了。

杨庆堃曾进行一次统计分析，不是对民国时期，而是对　１９　世纪（１７９６

—１９１１　年）。①对那一相对长的时期，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农

村的骚动，也包括数量更多的城镇风潮和冲突，土匪活动，以及为帮助政府

满足军费开支而筹款，更不用说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有关的　１６００　起事

件）。对于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来说，把可与杨庆堃所分析的　６６４３　起事件和群

众行动（也就是说每年平均　５８　起）相比的每年的总数加以比较考虑，并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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