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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学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市场竞争，只有让学生在一套僵化的考试制度下竞争。学生从小就围绕着高考，被老师家长高度看护，毫无独立精神，而且背景越来越单一，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些学生在大学里泡在一起，对社会的见识就越来越狭窄，开创精神越来越差，而且总是抱着一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状元心态”，眼高手低。笔者在美国见过一些名校的中国学生，一毕业就回国。问他们为什么不在美国闯一闯，回答是，太累了，还是回去的日子容易过。结果他们连试也不肯试一下，留学多年，在外面就没有竞争过。这样的态度，“海归”不“海归”有什么用？

我们的文化，更有走向封闭保守之势。比如去年掀起的读经运动，公开提倡死记硬背。最近连、宋访问大陆，一些人不注意分析其政治上的创意，反而盯着宋楚瑜那篇《祭黄帝文》，称其中“订律设制，立五千年不拔之根基。造车指南，辨兆万民不易之方向”之语“有点骈体文的味道”。论者一边指出，“这样的文字，搁在晚清，随便哪个年轻秀才，恐怕都能写出来”，一边不停地赞叹人家的国学根底令大陆同代人汗颜。其实，连、宋来访，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何必拿这个晚清随便一个秀才都能够写出来的句子说事？我们应该为讲不出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而羞愧。如果仅仅是重复“晚清随便一个秀才都讲得出来的话”，又有什么可汗颜的？可见，我们的社会文化，崇拜的根本不是创造力，而是重复前人的能力。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的毕业生进了现代企业中找不到北，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一位朋友，有位号称是不争气的儿子。当年他在美国找到教职，告诉这位在国内还没有上高中的儿子：“好好学英语！”但他儿子一句英语也没有学，收集一堆“*”纪念章，要到美国做买卖。买卖当然是没有做成，学也上得不怎么样。高中毕业当了几年兵，后来到社区大学（相当于我们的大专、夜大之类）读书，再跳到一个小大学完成学业，如今跑到上海，成了高薪白领，手下有一群清华、北大的MBA。我这朋友说，我这孩子要是在国内，什么机会也不会有，最差的大学也上不了。但就是能折腾。结果七折腾八折腾，如今比我挣得多多了。

中国的教育还鼓励学生折腾吗？连学生开餐馆都成了不务正业，毕业后除了照本宣科还会什么呢？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中国需要多元的教育体制，要鼓励小的民办大学的成长，要把学生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录取标准，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半工半读地完成学业，要号召年轻人到国外闯天下。单靠国家投资，自以为是地创几个“一流”，培养出来的人，还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这个部门不改革，教育就会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1）

一转眼就30年了。30年前我上北大时还没满18岁。如今已经是奔半百的人了。我曾经反复地说，大学是一个人的心灵故乡，一生的精神账户。北大四年，塑造着我的一生，想忘也忘不了，讲起来话也长。30年后，应该作个反省：从北大得到了什么，从北大没有得到什么？北大的好处在哪里，北大的坏处在哪里？我是散漫惯了的人，无法系统地整理思绪，索性把随时想到的分开来慢慢讲了。

从“寡妇班”考上北大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对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6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6道题，抄下来，就算100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60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说不太正常。记得六、七岁在北京海淀区的花园村住时，偶然跑到家后面的农地，看到了一个农家的葬礼。那简单地说就是埋棺材，有人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当时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是这个下场，被埋到深深的地下，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虚无和恐惧所征服。当时是否父母正在下干校已经记不清了。其实即使他们在，也是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和我在这方面交流。童年的孤独实在可怕。我被死亡的前景折磨了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做恶梦，甚至从床上滚下来……由此开始了一场面对死亡的挣扎，至今也没有结束。

记得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晚报》当记者，跑去采访李泽厚。李先生不是个很健谈的人，不过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当人意识到死的时候，才感到真正在活着”。我听了浑身一振，小时候对死亡的恐惧全回想起来了。确实，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自己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情来让世界记住。这种劲头，一上高中就突然引起了人生的觉醒。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之：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其实后来考不上的也没有插队）。刚刚“觉醒”的我，什么事情都要思考。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其实这话是“*”前“17年”留下的。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和家长都对之深信不疑，觉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学就学数理化。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一想到一辈子搞技术，就觉得灵魂里空荡荡的，寒冷得浑身发抖，喜欢的就是文史。说实在的，这种心情，实在也说明了我们的教育的问题。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内心最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教育哪里管这一套？教育就是让你成为干某件事情的工具。这也是当时越是“有用”的专业越让我感到空虚的原因。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2）

这一举动，首先惹急了家长。父母连续彻夜开家庭会议，要求我学理科。在他们看来，文科一是没用，二是危险。这是那代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的普遍心态。当然还有另一层面，是我自己看出来的。当时，好学生都上了理科班，学不好的人才去文科班。父母都是国家机关干部，同事彼此之间其实也很好面子，在孩子上暗中比来比去，竞争激烈。说自己的孩子上文科班，怎么说得出口！

我本想在学校压力会小一些。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三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我实在要为这种称呼向当时的女生道歉。那时男女授受不亲，男生也不懂得尊重女生，总想办法捉弄）。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一四五中，“*”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个“混儿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三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当时我心里也知道，除了我和两个女生，班里没有别人能上大学，老师确实心思全在我们身上。另外，我特别喜欢那位满嘴口音的语文老师。他叫叶向忠，后来才知道他是北大1949年后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还提起过他。他因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中学教书。他古文非常好，满腹经纶，也很喜欢我。所以，我没有转学。另外，父亲还托同事帮我找了一个某大学（好像是钢铁学院）附中的黄河老师业余给我补作文。他好像也是个“坏分子”之类，过去在国民党的什么报纸里干过，自然除了教书不可能有别的前途。如今想想实在是感叹：那年月人家真心实意喜欢聪明好学的孩子，白教你，而且无微不至。可惜我自己不知道珍惜。后来一忙，和黄老师断了联系。现在写了这么多文章和书，也真想问问他的见解。我能肯定他会为我高兴的。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这是怕太紧张出事。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同样的教师监考。我在考场入口远远望着一七一的学生，敬畏得不行：人家一个个全像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我当时判断很可能是一七一的）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那时我为了“中举”是多么自私冷血呀！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做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生，甘心情愿地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分数下来：408分。那年是先考试后填志愿，我开始还不知道这分是高是低，后来听说连一七一中也没有一个文科四百的，老师都说我高得不得了，一定要报北大。我心里没底，妈妈马上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位置。记得那天屋子里很多人，都问的是大同小异的问题。主管人员很耐心对我说：“看看，成千上万的考生，怎么可能知道你排第几？就是大概的情况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他见我们黏着不走，干脆就问：“你说你考了多少分吧。”“408。”此言一出，那人马上一惊，全屋子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我的身上。“我马上查一下。”他态度变了，翻了一下档案，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400的只有15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那办事人员似乎还不过瘾，把我每门成绩都问了一遍。我报一个分周围人就叫一次好。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408，最后惹得我抗议，说她太爱炫耀。平时走到家门口的街上，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四百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帮我选专业。比如有人让我学经济。我一听就觉得俗不可耐，坚决不干。竟还有人让我上外贸学院。我视为奇耻大辱：我差不多也是个“文曲星”了，怎么能做生意呢？！有人让我学法律，我马上反驳：“中国的法律连打离婚也管不了，一切领导说了算。法官不过是个秘书。”其实我谁的话也不可能听。我上大学就是追寻自己的灵魂的。我就要上北大中文系。那时我仗着分数高，光宗耀祖，在家里从弱势变成强势，谁也奈何我不得。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先被车撞死。

其实，文学并不是我的灵魂所在。我之所以选文学，不过是青春病。那年月很保守，中学里男女授受不亲。可十六七岁的孩子，正被青春期烧得彻夜难眠。况且刚刚开放，能看《家》、《春》、《秋》等小说。那里的那种缠绵，占据了整个的心灵。唯一可发泄的地方，大概就是文学了。后来我开玩笑：上中文系读文学专业纯属性压抑下的选择，实在是个人生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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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

我春风得意地进了北大中文系，心里满得不能再满了。那时还没有商品化的冲击，选专业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物理系，文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中文系。再看看系里，77级有陈建功等已经成名的作家，我们班有王友琴这样的高考状元。那时新文学初起，什么朦胧诗、伤痕文学等风起云涌；校园里各种诗社、文学社团也好不热闹。中文系本身就是个明星。一个小破中学里的“小屁孩儿”突然跳到北大中文系，自然有些飘飘然了。

不过，我生命的冲动却出现了变化。当然，我还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奋中，还是把文学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过，高中时，我受刚刚开放的社会风气的熏染，开始关心更广泛的问题，几乎每周都往西单跑，对政治突然有了兴趣。

我在政治上，本是个典型的“傻二”。举个例子吧。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周围的人失声痛哭。我哭不出来。其实哭不出来也就完了。但我还生怕自己阶级觉悟或阶级感情跟不上人家，顿然产生一种道德自卑感，觉得自己人格低别人一头，否则怎么别人哭得那么伤心自己则没有眼泪？可叹的是挤眼泪的本事也没有。当时各种悼念活动不断，要在班上念稿子，化悲痛为力量等。但你总得先有悲痛呀！没有还不是说明自己品德太差？心里自卑，到了这些场合就要掩饰。我还记得一次在班里念悼念周恩来的稿子，我尽了最大努力做出悲恸欲绝状，但终于眼泪还是下不来，结果急中生智，马上装出在眼泪如雨的关头一下子控制住、化悲痛为力量了。至于效果如何，自己不知道，也不敢问在场的同学。总之心里对自己很讨厌：怎么这么没有阶级感情呢？！总之，这就是一个十四五岁孩子在那年月的心理状态。想想现在同龄的孩子，实在是为他们感到幸福呀！

我的政治意识，就是这个水平：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分析能力，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相信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相信自己生在蜜罐里、天下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开放后，突然通过民间渠道看到那么多社会阴暗面，心里的震撼可想而知。震撼带来了愤怒，从愤怒中又产生绝望：中国怎么办呀？为什么中国会是这个样子？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痛苦，渐渐取代了青春期的性压抑，成为精神发育的主动力。

也正因为如此，上了北大半年，范进中举的那股飘飘然渐渐没有了，人变得复杂了一些。刚上北大时周末回家和父母出门，妈妈总要让我戴上北大校徽，现在我则把校徽忘到了一个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淡出，开始有了社会的承担。结果是对文学兴趣的丧失。文学本身当然非常复杂。但是那时对我来说，文学就是青春的热病，狭隘得很。心胸稍微开阔些，当然就另有志向了。记得那时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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